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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栽桑育蚕起始时代初探
阅读次数:2924 [2010-08-25]

栽桑育蚕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首创之一,研究和探讨它的起源时代不仅对研究我国的古代农业发展史和丝织技术发展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分期——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界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和古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加之人们对这一问题注重不够,因此研究者甚少。直至今日,尽管考古界和农史界的少数同志做过一些探讨,但我国栽桑育蚕的起源时代还未获得一个确切的结论,本文想从研究文物与考古资料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阐发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同时对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1]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线、丝带平纹绢残片等标本[2]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用以抛砖引玉,供考古界和农史界的同志参考。

         栽桑育蚕,按照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是育蚕在先,栽桑在后,下面依次展开讨论。育蚕,即人工养蚕。关于我国人工养蚕的起源时代,古文献记载尚缺,唯以西陵氏始蚕 [3]即皇帝之妃嫘祖始教民育蚕冶丝为传说,究竟真实与否,后世很少有人考证。当代学者周匡明先生曾经就此写过一篇题为:《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的文章,他的结论是:就这一发明的时代说,约当夏代早期,……距今约4000 [4]。近来,研究蚕桑历史的学者多是以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和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线、线带、平纹绢残片标本为根据来判断我国人工养蚕起始时代的。据笔者所知:1926年,虽然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600) [5]中发掘出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但该遗址的材料公布以后,考古界一直存有异议。笔者在去年第一次撰文征引这一资料时,就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部分先生的口头质疑[6],他们认为:西阴遗址文化层位复杂,上下迭压关系不明,加上当时的发掘技术操作不严,该蚕茧标本可能为后世扰乱层掺进。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属良渚文化类型),又发现了丝线、丝带、平纹绢残片等物,且大部分存放在一个竹筐里。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初步鉴定:该丝织物为家蚕丝织物。从该遗址出土的其它遗物(稻谷壳、木杵、竹绳)C14测定和树轮校正的年代结果来看,为公元前2750±100[7],这比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时代有所提前。然而自1960年钱山漾遗址发掘报告发表后,考古界的同志同样存有异议。安志敏先生曾两次发表文章,对该遗址的标本年代问题提出了质疑[8]。为此,当年参加过钱山漾遗址发掘的汪济英、牟永抗二同志曾专文答复[9],予以补充性说明。大家知道,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如果所发掘的标本不能从年代上加以肯定或不能辨别它的真伪,而作为其它研究工作又必须借助的对象时,它就失去了起码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所以,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在考古界、农史界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对于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章楷先生在撰文征引西阴遗址所发表资料的同时,又以甲骨文字中蚕、桑、丝、帛等字和甲骨卜辞中所载“□五牢,蚕三祀三牢,八月一资料以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缣丝之痕迹为依据,提出: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育蚕和缫织。[10]。周匡明先生在研究钱山漾遗址所出土的平纹绢残片的同时,对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也作了一些推测,他说:钱山漾残绢的原料是采集的野生蚕茧丝抑或是家蚕茧丝?从外观初步鉴定,残绢是缫而后织的,是家蚕丝织物,很有可能表明当时早以饲养家蚕 [11]。西阴遗址和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是否能够作为断定我国人工养蚕起始时代的证据,下面我们将从多方面进行考察。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程序,人工养蚕是纺织技术(不如说丝织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事。据笔者推测:早在野蛮时代初期,我们的祖先在采食桑椹和其它野果的树上就发现了野蚕所结的茧子,由于蚕丝的柔软坚韧,可供生活上的用途,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久而久之,先是采摘观赏,后是作为铺垫,当纺织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丝织技术出现以后,蚕茧才逐渐被人们用作织造原料,加之家畜、家禽饲养业的发展,启发人们对昆虫之类的代表者蚕,首先开始饲养。

        所谓人工养蚕,即变野蚕为家蚕,家蚕之家,即人类之家。从我国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人们便以村落形式定居下来了。以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的姜寨遗址,所发现的氏族住宅为例,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同时也有从平地建筑起来的[12]。假如说人工养蚕始于人类定居之初,那当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西阴遗址和钱山漾遗址所出土的有关标本不仅从年代上完全可信,同时作为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当之无愧的。

        大家知道:纺织技术的出现对人工养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我国黄河中下游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和江淮地区发现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以及汉江平原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和长江下游所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器物都表明:刚刚出现的原始纺织技术,所用纺织之工具,纺轮、纺专、刀杼等都还是十分笨拙的石球石饼木刀杼之类。还不能适应丝织技术的基本功用,只有到了纺织技术相当娴熟和高超的情况下,其纺织工具得到改进以后,丝织技术才可能出现。但是丝纺技术的出现并不等于人工养蚕的开始。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制和石制纺轮来看,其轮盘直径一直在2670毫米,重量在1266克之间。孔径3?512毫米,厚度420毫米[13]。再从该遗址发现的陶器底部(作垫子用的)所留下的织物痕迹来看,半坡人的编织物虽已有布类出现,但纺织原料仍然是麻类纤维[14]。石兴邦先生在他编写的《半坡氏族公社》一书中详细地进行了介绍,所以说,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手段还不完备的情况下,西阴遗址和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似乎还不能直接作为人工养蚕起始的证据。

       丝织技术的出现,继之而起的当是人工养蚕,根据王若愚先生生前研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发现的纺专,应是重者用于麻,轻者用于丝[15]。据笔者了解,在内地发现的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江淮地区、东南沿海以及新疆阿克苏一带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陶质和石质的纺轮、纺专、刀杼出土。但是根据其形状大小,质量轻重,能够确认是用作纺丝、捻丝的还无一件,钱山漾遗址所出土的丝线、丝带、平纹绢残片证实了王若愚先生的推测,说明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丝织技术已经出现。

       丝织技术的出现,虽然与人工养蚕在时间概念上是相继发生,但这一过程所经历的时间往往需要一个文化时代或半个文化时代。据笔者推测:在丝织技术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是以采集野蚕之茧为唯一原料的。人们之所以将野蚕驯为家蚕,其主要原因是:野蚕在树林里自生自灭,加之自然情况多变,每年野茧产量很不稳定,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避免野蚕遭受气温、雨、雹和其它鸟兽的伤害,人们才开始想办法把野蚕取回家里来加以驯育饲养,在这里笔者并不怀疑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和钱山漾遗址的丝织标本物的地层和年代问题,而怀疑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是否为家蚕之茧,钱山漾遗址所出土的丝织物是否为家蚕之丝。尽管这些标本经过有关专家和科学部门的初步鉴定,但就鉴定者本身而言,还不能保证所得结论的可靠性[16]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平纹绢残片说明,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丝织技术刚刚出现,还是单一的平纹织造工艺,从一侧反映了平纹绢是人工采集野蚕之茧的最初产物。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人工采集野茧,作为家庭丝织物的原料,不仅存在于原始社会,而且在近代仍有,尤其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表现较为突出。民国双林镇志(双林镇在浙江湖州市东)有这样一段记载:野蚕成茧,史以为瑞,吾乡则年年有之,虽多寡岁殊,然未尝绝也。六月至八月皆可采之。……镇东人习於是。届时妇女儿童,皆肩负一箩,手持一竿,竿头缚一小钩,於桑下谛视而钩摘之。盖茧隐叶中,非明目不能见。日携干粮,巡行桑陌,虽十里、八里,迤逦寻觅,无分轸域也……这一资料说明,在长江下游地区,人们采集野茧用以丝织延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人工养蚕在这一地区并不是随继丝织技术就出现的。由此看来,钱山漾遗址的丝织物标本并非家蚕之丝所纺织。从文化分期上来判断,人工养蚕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还是不太可能的。

       下面再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殷商奴隶主墓所出土的有关文物,参考我国家畜家禽的驯养时代,来考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工养蚕起始时代的上下限。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胡厚宣先生解释为蚕字[17]。对于字的甲骨体:”“康殷先生解释为:概用目久视小虫形,以表示这是人们饲养、照料的昆虫蚕,或蚕的一种,疑亦〓的异文。[18]蚕、蜀二字古声、语源都较近,康先生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解放后,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殷代奴隶主墓葬的玉饰品中曾有一个雕琢成形态逼真的玉蚕[19]。从出土的商代丝织物来看,纺织工艺已经会织出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有人认为远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蚕桑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20]据笔者所知:故宫博物院藏的一把商代玉戈和商代铜戈把上都带有丝织品花纹痕迹,其中商代玉戈上留有雷纹花绮痕迹,商代铜戈把上带有提花绮痕迹。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第38号墓出土的铜觚表面有残留丝织物的痕迹[21]。商代奴隶主使用丝织品包裹或覆盖贵重玉器、青铜器的痕迹保留至今,这正好说明当时奴隶主使用丝织品已相当普遍[22]。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以上事实相印证,毫无疑问,我国至商代,人工养蚕在黄河中下游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往前推,究竟始于何时,笔者认为,应参照我国家畜、家禽的起源时代来确定人工养蚕起始时代的上限。

       为什么呢?因为人工养蚕所具备的又一个起码条件,当以掌握野蚕的生活习性、懂得一般动物的饲养技术为前提,所以,人工养蚕,除了丝织技术出现的促进作用外,而在很大程度是人们从驯养其它家畜、家禽中得到启示的。即野猪、野鸡可以驯养,为什么野蚕不能驯养呢?笔者推测:人工养蚕,一定出现在人工养猪、养鸡之后,而我国家畜、家禽的饲养在黄河中下游多出现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交替之际[23]。由此而断,人工养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能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西阴遗址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一时间范围之内,所以说,该蚕茧标本很可能为家蚕之茧。

       下面再从考察人工养蚕的起源地方面,来为人工养蚕起始时代提供新的例证。从现有的文物考古资料分析: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养蚕文化。

      《禹贡》所记九州中贡丝和丝织品有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和豫州等六个州,其地域范围远涉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钱山漾遗址所处的地点正在古代的扬州地域之内。

        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中发现的麻布[24]和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皿上的蚕纹[25]、以及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出土的两件盅形象牙雕器外壁上部阴刻的编织纹和蚕纹图案[26]和钱三漾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标本而论,浙江地区的人工养蚕时代不会太晚不可能晚于早商。而且是长江下游人工养蚕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提到蚕桑丝织的地方很多,例如《豳风·七月篇》:女扎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秦风·东粼篇》:阪有桑,隰有杨。《郑风·将仲子篇》:无伐我树桑。《魏风·十亩之间篇》: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卫风·氓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FJFFJJ〗风·桑中篇》:期我乎桑中,又《定之方中篇》:降观於桑。《曹风·鸬鸠篇》:鸬鸠执在桑,其带伊丝。《唐风·鸨羽篇》:肃肃鸨行,集於芑桑。考察这些诗歌所流行的地域范围,豳、秦、郑、魏、卫、〖FJFFJJ〗、曹、唐大约在现今的陕西南部和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这说明,早在西周时代,这些地方的蚕桑丝织业已经十分兴盛,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发达地区的桑蚕业一定比不发达地区的蚕桑业起始为早。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所发现的茧形窖穴[27]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靠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蚕与桑历来被人们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整体,因为继人工养蚕而起的便是人工栽桑,前面经多方探讨,初步确定了我国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和起源脉络,实际上也为搞清人工栽桑的起始时代和起源地点提供了线索。

       原始居民养蚕之初,蚕的饲料还是天然生长的。满山遍野的桑树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农耕面积的扩大,草地渐渐被开垦,树木渐渐被砍伐,养蚕的天然食物也逐渐失去了保证,而人们对蚕茧的需要量又日益增加,养蚕业就要来一个大发展,地处他们部落附近的天然桑林,已不能满足饲蚕上桑叶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自己栽培桑树用来养蚕。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断定,至商代,我国劳动人民对栽培桑树的管理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据周匡明先生的研究:甲骨卜辞中有代表性的六个字体(甲,《菁》10)、〓(乙,《前》4?41?4)、〓(丙,《乙》2997)、〓(丁,《前》6?53?7)、〓(戊,《前》4?47?1)(己,《前》2?35?6)”,其中()为一类,()()为一类,()()()为另一类,若照现代术语命名,即所谓低干、高干和乔木三种树型[28]

      生产活动中的某一事物被形象的表现为文字,这是人们长期观察、琢磨的结果。毫无疑问,在商代以前,中原人民或者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居民已经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开始栽植桑树了。不然,当时对桑树的管理水平还达不到如此程度。按照前面对人工养蚕起始时代的推论结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工栽桑便不会晚于夏代中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不会晚于商代中期。 

      以上笔者对我国栽桑育蚕的起始时代阐发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水平有限,本文所谈,难免有谬误之处,敬请考古界、农史界的专家及同志不吝匡正为盼。
 

[1]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52年。
[2][9][24][25][26]
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三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3]
《路史》引《皇图要览》。
[4]
周匡明:《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载于《科学史集刊》1965年第8期。
[5][10]
参见章楷:《我国蚕业发展概述》所引,载《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1962年。
[6] 1981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殿奎等先生曾对笔者撰写的《史前农业》文稿(未刊)中征引的这一资料在口头上提出质疑。
[7]
参见《中国历史纪年表·新石器时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8]
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
[9]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11]?
周匡明:《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1期。
[12][14]
参见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13]
参见佟屏亚《我国古代的苎麻》,《中国麻作》1980年第1期。
[15]
王若愚遗作:《纺轮与纺专》,《文物》1980年第3期。
[16]
参见周匡明:《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一文中对钱三漾残绢原料是否是家蚕茧丝的加注:最后确证有待于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进行茧纤维实验鉴定。
[17][18]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年。
[19]
参见《生物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
[20]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年第11期。
[21]
陈娟娟:《两件有丝织品花纹印痕的商代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22]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高汉玉、王仁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23]
对此问题笔者曾进行过初步探讨,写有《史前我国家畜家禽的驯养及栽桑育蚕的发展状况》一文(未刊)。〖ZK)〗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8]
周匡明:《桑考》,《农业考古》1981年创刊号。
(
此文原载《农史研究》第六辑)

 

作者: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