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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阅读次数:3391 [2011-09-28]
 关于我国蚕桑丝织事业的历史,前人已经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章楷、史念海、夏鼐、周匡明、郭郛诸先生均有精湛的论文发表,另外还有几本有关中国纺织科技史方面的专著出版,基本历史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但笔者从历史地理角度来学习前人成果时,发现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明确,有的现象还有待深入探讨其原因,故不揣浅陋,草就此篇,以求正于专家同行。
一、我国早期蚕桑丝织业的起源及其地域分布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蚕桑事业的国家,似已成定论。抛开神话传说不谈,根据考古资料,迟至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已经开始种桑育蚕,抽丝织衣了。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这个遗址属仰韶文化系统,由此有人认为公元前五千年我国已经有了蚕桑事业。但当时的考古报告记录得不清楚,因此不少同志对此持怀疑态度。待1960年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陶蛹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遗址发现了二件陶蚕蛹后,大家感到山西夏县的半个蚕茧,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此外在齐家文化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出土了加捻、牵伸的陶纺轮和为数较多的薄片条形骨匕,被认为是大河庄已有育蚕织绸的佐证。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国长城外辽宁锦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玉蚕,证明红山文化也有了养蚕业。长江流域的早期蚕桑业则更为明确。马家浜文化(公元前36702685)崧泽时期有桑树发现。1958年在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现丝织品的实物。一批盛在竹筐里的丝织品,包括丝带、绢片和丝线。经鉴定,原料用的是家蚕丝,绢片是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8。这是我国至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1959年吴江县梅堰镇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黑陶上有蚕的图案。综上所述,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长江南北,普遍开始了蚕桑生产。有人认为长江三角洲是我国蚕桑业的起源地,因为这里自然条件可能滋生大量野蚕昆虫,人们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野茧可以抽丝织衣,以后取来驯养成家蚕,又栽植桑树,开始了大规模的育蚕事业,然后传布到北方各地。这种说法目前尚未找到强有力证据,然聊备一说,未尚不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章楷:《我国蚕业发展概述》,《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963年版;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周匡明:《养蚕起源问题研究》,《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郭郛:《从河北正定南杨庄出土的陶蚕蛹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中科院考古所山西队《陕西省芮城东王庄和西王村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到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育蚕缫丝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安阳殷墟出土过一个雕琢成形态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或绢帛。甲骨文上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还有祭祀蚕神的记载。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从殷商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的天空,那时已有简单提出装置的织机。夏鼐先生更进一步分析,当时已有三种主要织法:1、普通平纹组织,经纬线数字大体相等;2、畦(音其,莱圃间长行)纹的平纹组织,经线比纬线多一倍,由经线显出畦纹3、文绮,地纹是平纹组织,而经线多上几倍,由经线显露凸形的花纹。这就需要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由此可见,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丝织业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而由于资料缺乏,蚕桑业在地域分布上的情况,我们知道得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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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元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唐元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业》,《文物》197211期。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文物》197211期。
  
西周春秋时代,蚕桑业的地域分布,可从《诗经》中窥知其概貌。今录其有关蚕、桑、丝织资料如下: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羔羊之革,素丝五缄;羔羊之缝,素丝五总
  《召南·何彼襛矣》:其钓维何?维丝伊缗。
  《邶风·绿衣》: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邶风·简兮》: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鄜风·桑中》:期我乎桑中。《定之方中》:降观于桑说于桑田。《干旄》,素丝纰之素丝组之素丝祝之
  《卫风·硕人》:衣锦褧衣。《氓》:抱布贸丝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郑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桑。《丰》:衣锦褧衣,裳锦褧裳。
  《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唐风·鸨羽》:肃肃鸨行,集于苞桑。《葛生》:锦衾烂兮。
  《秦风·终南》:锦衣狐裘黻衣绣裳。
  《曹风·鸤鸠》:鸤鸠在桑。
  《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东山》:烝在桑野。
  《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桑。《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沃。《白华》:樵彼桑薪。
  《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丝衣》:丝衣其钚。
  以上所载依次而言,邶在今河南安阳或卫辉市一带;鄘,今河南卫辉市东北;卫,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郑,今河南新郑;魏在今山西芮城;唐,今山西翼城;秦,今陕西关中地区;曹,今山东定陶西北;豳,即邠,今陕西彬县、郇邑一带、《大雅》、《小雅》、《召南》大致均出于东西周故地。可见在西周春秋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种植桑树,育蚕缫丝,生产各种丝织品,由《诗经》所示已有丝带,丝质的纽扣、丝绸衣服,彩色的织锦,丝织马缰绳以至丝作钓鱼绳等,用途十分广泛,工艺也相当考究,丝织技术已很成熟。长江流域在西周春秋时代丝织业水平虽不及黄河流域,但也有相当的规模。《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王僚九年(518)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居巢、钟离均在今安徽省江淮之间。吴楚二国女子争桑当然是为了养蚕,由争桑而引起两国之间战争,说明当时蚕桑事业在吴楚二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扎献吴国特产缟(素色丝织品)给郑国子产,亦足见其有相当数量之丝织品。越国亦有蚕桑。计倪对越王说:省赋敛,勤农桑。相传春秋时今浙江诸暨苎罗村为西施浣纱处,亦可为一佐证。长江上游的蜀国很早已知蚕桑。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任乃强氏认为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蜗娟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袁珂认为蚕丛者,实亦蜀古之蚕神。此二说未必即可视为定论,但从战国以后蜀锦品位之高这一事实来看,春秋时期蜀地已有蚕桑丝织业是毫无问题的。长江中游楚地在春秋时丝织业必然已很发达,这从战国时楚国精美的丝织品可以推知,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春秋时代我国蚕桑事业的地域分布有了轮廓的概念。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普遍发展了蚕桑丝织业,各地的生产水平不同,但都有着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这种格局到了战国秦汉时代更为明显,并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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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绝书》卷4
  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二、战国秦汉时代几个丝织业中心地区
  从战国至两汉,蚕桑丝织业是我国除粮食业外与国民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丝绵、丝织品不仅是皇室、贵族、显宦、富商等上层社会的衣着原料,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丝织品的种类繁多,质地精良,产量也高,在社会生产领域里占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传统影响的差异,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普遍从事蚕桑业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
  ()齐鲁地区。这是传统蚕桑丝织业的发达地区。《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齐鲁千亩桑麻。《管子·山权数》云: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些都说明齐鲁地区蚕桑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防治蚕疾已被列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政策,其受重视可知。到了秦汉时代齐地的丝织业的水平很高,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颜师古注:冰谓布帛之细,其色鲜洁如冰者也。纨,素也;绮,文缯也,即今所谓细绫也。纯,精好也。丽,华靡也。”“东阿之缯亢父之缣,均为汉代特产。《汉书·地理志》载有服官的仅襄邑、临淄二处。临淄即齐国旧都。《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四月诏罢齐三服官。颜师古注引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官帻*[+]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汉书·禹贡传》: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可见规模之大。《论衡·桯材》: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两汉时期齐鲁地区的丝织刺绣制品无论从数量、质量而言,都是黄河流域一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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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盐铁论读本》,郭沫若校订,科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页。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卷2,民国三年影印本。

  ()兖豫地区。大致为古代河济之域。《禹贡》兖州,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豫州: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织纩。河南襄邑(今睢县)是当时织绵的主要产地。西汉时置有服官。锦是用不同色彩的丝线交织而成的高级织物。战国时多用锦绣两字连称美丽的织物。《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条李贤注引董巴《舆服志》载: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已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彩。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论衡·程材》: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舆服出焉。襄邑地方所织之锦绣,供皇家、显宦、公卿作为朝服,其工艺之精良,可以想见,且为当地妇女普遍所能,亦知其整个水平在全国占领先地位。
  另一处为卫国旧地,大约即今河南濮阳一带,亦为兖豫地区重要丝织业中心。《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国曾爆发三匠起义(有人认为即织、染、缝三匠),声势浩大,亦见其丝织业规模不会很小。《诗·卫风·氓》说过抱布贸丝,足证春秋时代卫国已有丝的贸易。《禹贡》兖州:厥篚织文。蔡沈传云:织而有文,锦绮之属。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织文是五色相错而有文彩者,先染素色之丝,间错而织成文也。兖州在河济之间,正是卫国所在,蚕桑业有优良传统,且地处中原交通要道,商业贸易发达。战国时与定陶均为中原地区商业都会。故史有富比陶卫之说,当与其丝织业发达有关。
  ()楚国旧地。楚国的蚕桑丝织业起源可能较晚,但后来居上。到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业已十分发达。《管子·小匡篇》载,楚国贡丝于周室,说明楚已有质地精良的丝的生产。1957年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一批丝绢物,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褥的纹锦,如深棕地红黄菱纹锦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等,染织技术达到很高水平1982年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的一大批丝织品,有衣物三十五件,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可分为绢、绨、纱、罗、绮、绦、组八类,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均前所未见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已举世瞩目,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柔明光,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总重49,以今日工艺水平衡之,也堪称奇迹。其他如丝织绣袍、彩绘帛书,均堪称绝世珍品。总之,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的楚地,已成为长江流域丝织业一大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经·淮水注》引《陈留风俗传》。
  《战国策》卷13《齐策六》。
  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第2期。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四川盆地。本区蚕桑业起源也很早。到了秦汉时代当地著名的丝织品是锦,天下无处可以匹比。杨雄《蜀都赋》云: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紞繏*[+]*[+]*[+]缘庐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西京杂记》还记载: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用一州三年的赋税制造一床锦帐,其精致豪华可以想见,亦反映饰织工艺水平之高。谯周《益州记》云: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成都别称锦城由来于此。
  以上所述是战国秦汉以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蚕桑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几个重要丝织业中心地区。从已有的资料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蚕桑虽然很发达,所产的丝质地也好,但丝织工艺尚未形成具有特色的产品,总的说来还不及齐鲁、兖豫、楚、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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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坚:《初学记》卷27

三、魏晋时期我国蚕丝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蚕桑丝织业在原有基础上,无论生产规模和布局、产品的特色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发展。
  ()东汉末年开始,全国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九年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西晋时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北魏太和年间规定户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泰、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这十九州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可见蚕桑已普及家家户户了。
  ()当时丝织业比较发达的还是在黄河流域。曹魏时何晏《九州论》称道的是清河缣、房子绵。清河,即今河北清河;房子,今河北高邑。左思《魏都赋》提到北方名产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其他如赵郡(治高邑),中山(治定县)、常山(治正定)等郡都是盛产绢、缣。十六国后赵时邺城亦为一织锦中心,城内设织锦署,署有数百人,专织各种花色的锦,举世闻名。时人为别于蜀锦,称其产品为北邺之锦。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河北妇人织红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可见当时长江三角洲的丝织业是远不及河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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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松之注引《魏书》。
  《晋书》卷26《食货志》。
  《魏书》卷110《食货志》。
  ()徐坚:《初学记》卷27,绢、锦。

  ()长江流域丝织品最著名的仍是蜀锦。上文已述,西汉以来蜀锦生产已闻名全国。东汉末刘备入主四川,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锦千匹。左思《蜀都赋》描述成都城内蜀锦生产时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锦生产已成为蜀国国民经济中主要产业,国库所资,亦为出口的主要产品。诸葛亮教令: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国向魏、吴输出商品即以锦为主。刘宋山谦之《山阳记》云: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环氏《吴记》: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魏国也经常从蜀国得到蜀锦,品种繁多。魏文帝诏群臣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说明蜀锦产品在不断翻新,正是这种发达兴旺的反映。
  ()蚕桑事业在地域上的扩展。战国秦汉以来蚕桑业主要分布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魏晋以来由于人口大徙迁,各地经济文化相互交流。《晋书·慕容宝载记》云: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时慕容廆占据辽东,与黄河流域的石勒政权为敌,而与东晋政权关系良好,故由海路从江东输入桑种。有人据此以为江南桑种较黄河流域为优,是不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52引郭仲产《秦州记》云:度汧陇,无蚕桑。史念海先生指出《晋书·刘曜载记》甘肃临洮县境有桑城,可能与桑树有关。此说如能成立,则至东晋十六国时蚕桑业的地域分布东北已达辽河流域,西面拓至陇山以西。不过这二处自然条件不宜蚕的生长,即有育蚕业也不会发达。更可以考虑的一点是桑树除育蚕外,其果实桑椹可以疗饥。东汉末年,中原群雄混战,逢饥荒之年,即以桑椹为军粮,曹操、袁绍、刘备的军队都曾以桑椹解救饥困。《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今自河以北,大家收(桑椹)百石,少者数十斛。故杜、葛乱后,饥馑荐臻,唯赖以全躯命,数州之内,民死而生者,乾椹之力也。因此边地桑树的种植除育蚕需要外,以桑椹备饥荒,恐亦为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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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锦。
  《三国志》卷36《蜀书·张飞传》。
  (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卷6
  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

四、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局面的形成
  唐宋时期我国蚕桑丝织事业在地域差异上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由于蚕桑、缫丝、丝织是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因此这种变化是缓慢的,细微的。现将《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中各府州贡、赋丝、绵、丝织品记载作一统计(表格过长从略)并绘制分布图如右:
  唐代丝织业地域分布图(略)
  ()从地图中很清楚地显示出唐代蚕桑丝织业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盆地、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三大地区。其他如关中盆地东部、山西西南部、长江中游、浙西地区也有零星府州生产丝或丝织品,但远不及上述三大地区普遍、集中。这种分布格局基本上是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至唐代约千年而无显著变化。
  ()根据文献记载,丝织品的质量各地不一。以绢为例,这是当时用途最广泛的一种,国家征收赋税以绢为主可知。《唐六典》卷20太府寺云: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为八等。
  第一等  宋亳
  第二等  郑汴  怀
  第三等  滑卫            
  第四等  沧瀛             
  第五等  颍淄    寿        
  第六等  益彭          
  第七等  资眉            
  第八等  通巴          
  据上可知,第一、二、三、四等,都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境内,第六、七、八等,主要在今四川、福建境内。太湖流域竞无一州在等内,可见该地基本上不产绢,或绢在所产丝织品中占很小比例。
  ()丝织品中高档产品是绫、锦、罗等。白居易《缭绫》诗云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春衣一对直千金,汗霑粉汗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从白居易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知道绫是一种十分珍贵、费时费工的高级织物。据《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绫的主要产地是蔡州(今河南汝南)、兖州(今山东兖州)、定州(今河北定县)、江陵(今湖北江陵)、扬州(今江苏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杭州(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八处。其中三处分别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处在长江中游湖北,四处均在长江三角洲及钱塘江流域。另一种高档锦产地有两处:一是传统的成都,一是新兴的扬州。
  这里我们已可觉察到高档丝织业向东南移动信息。这种情况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呢?李肇《国史补》卷下;初,越人不工机杼,葬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薛是大历时人,可见此前江东的丝织业还是赶不上黄河流域的,与《颜氏家训》中所言无异。又《元和志》越州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宣州(今安徽宣城)自贞元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及绫绮等珍物,与淮南、两浙相比。所以我们推断自大历年间北方精良的丝织技术传到江东以后,经过当地人的努力改进提高,到贞元年间丝织业的水平已超过了北方。时在八世纪中叶。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641—9匹帛记载,宋代各路缴纳租税的丝织品有罗、绫、絁、绡、紬、丝、绵七种,从地域分布来看与唐代并元二致。仍然是河北、河南、山东的黄河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但在缴纳的数量上已有变化:
  1、所缴纳绢数在十万匹以上的有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河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梓州路、利州路十路。二十万匹以上有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梓州路六路。其中两浙路、江南东路最多,前者六十七万余匹,后者三十八万余匹。
  2、紬()一项也是两浙路、江南东路二路缴纳最多。前者十万余匹,后者六万余匹,其余均在五万匹以下。
  3、丝绵一项以两计算,两浙路二百万两,江南东路一百一十万两。其余均在一百万两以内,较多者为河北西路九十五万两,成都府路八十三万两。此外各路上供丝织品数量情况与租税相同,两浙路、江南东路也占首次二位。
  4、黄河下游地区河北、河南、山东丝织品生产仍有一定规模。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河朔山东养蚕之利,腧于稼穑。秦观《蚕书》序言中说今余所书有与吴中蚕不同者,皆得之兖人。又云:九州蚕事,兖为最乎!”然而究属强弩之末,已不能与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匹比了。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丝织业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甚多,此处不便详述。今略作概括言之。
  一,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育蚕缫丝业极为普遍,成为常见的家庭手工业,育蚕缫丝业与丝织业已基本分离,是产业发展的一种标志。蚕桑业以湖州为最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2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湖地宜桑,新丝妙天下……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织,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其后益加讲求,为法愈密,所产益良,前后几二十年,岁无败者,时谓得养术焉。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屯、漳等绢,豫、蜀等紬,皆易朽烂,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濯百余度,其质尚存。湖丝既名闻天下,境内南浔、双林、菱湖、练市以及与相乡交界的乌青等镇均成为湖丝的集散地,商业繁荣超过一般县治。
  二,明清时期丝织业则以苏杭为最。明时上供龙袍即由杭、苏染织局所造。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三吴地区应运而产生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市镇。如吴江震泽镇,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生业:绫紬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年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紬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又如吴江县盛泽镇居民以绸绫为业……迄今日民齿日繁,绸绫之聚,百倍于昔,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其时吴人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这些城镇乡村居民均以蚕丝织造为业,俱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这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蚕丝织造业已独占天下鳌头,黄河流域的蚕桑丝织业已难以望其项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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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人沈云:《盛湖杂录》,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4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

五、蚕丝业南盛北衰的原因探讨
  上文已述,北宋时期我国蚕桑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初见端倪,到南宋已成定局。从先秦以来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业一般说来是超过长江流域的,为什么两宋之际有此变化,且从明清以降直至近代,长江中下游继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呢?这是农学史家和历史地理工作者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以往学者也发表过不少意见。黄世瑞同志还写了《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探讨》为题的长文,在《农业考古》(198521986119872)上连载,作了详细的论述。但读后感到似乎还没有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还有些令人疑惑的地方。因此也想谈谈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
  蚕业中心的南移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包括自然、经济、政治等诸方面,因此也要从多角度加以探索。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即以黄世瑞同志的论文为对象(下简称黄文),逐一讨论,间以己见。
  黄文在最后部分谈道:太湖地区蚕业在唐以前还远逊于北方,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黄河流域而代之,一跃而为全国蚕业中心,黄河流域则从此江河日下,再也恢复不过来,其原因何在,有无内在规律可寻,这些问题值得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北宋以后黄河流域衰退的原因是由于少数民族(女真、蒙古)入主中原普遍进行的破坏。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允的。过去人们常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皇帝的宝座是容不得少数民族来坐的,他们一坐就必然会破坏农业生产,因此总爱把农桑生产的衰退归咎于少数民族的入主。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笼统地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农桑就起破坏作用,显然是不对的。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恐怕不会有此看法,清朝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谁能否认康、雍、乾三朝中国农桑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呢?可见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历史事实来看,契丹、女真族对黄河流域蚕桑业有过一度的破坏是勿庸怀疑的。史载,契丹骑兵多次从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雄县(今县)、霸州(今霸州市)一线进入北宋国境,沿途民居,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今河北大名东),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其打草谷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斫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军退,纵火焚之。这是契丹南进的基本行军制度,非偶然行为。据《辽史·本纪》粗略统计,从契丹会同七年(944)开始有七次大规模进军河北平原的军事行动。经过七次毁灭性的砍伐焚荡,桑树受到的摧残应该是很严重的。女真人以猛安谋克组织形式进入黄河流域。猛安谋克是女真人传统的军政合一组织,他们不谙农耕,分给他们的农田,未获很好的利用。《金史·食货志二》田制,猛安谋克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民桑多为牧畜啮毁。女真人带着本身的民族习性,不事育蚕,无视桑树的重要,任意砍伐,正反映女真人本身是不事蚕桑的。当然金政府也曾下令禁止这种行为。如明昌元年六月尚书省奏: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明昌元年为公元1190年,距靖康南渡已经64年了,黄河流域还普遍缺乏桑树,其对育蚕事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再说女真人传统的习俗也对黄河流域蚕桑业产生过影响。《大金国志》卷39《男女冠服》: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秋多以纻主丝绵紬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纻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袴袜皆以皮。可见丝织品在女真人中间只是富人春夏时期衣着原料的一部分,且在其统治下的汉人,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我们似不能否认在北中国穿着丝织衣服的人比北宋时明显减少的事实。当然我们仍可在历史文献中(如《金史·食货志》)找出不少黄河流域生产丝织品的府州,但这只能说明当时北方的丝织业仍有一定的规模,而不能否定它的衰落呀?有人根据楼钥《北行日录》记载金国的绢价较南宋便宜为例,以为金朝统治地区纺织技术也是相当高的。但如果我们理解为供过于求而形成的低价,不也是可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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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卷34《兵卫志上·兵制》。

  黄文反对的第二种意见是认为北方蚕丝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棉花传人取代了蚕丝的缘故。其实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事实根据。并引证了宋元之际棉花种植业开始传人黄河流域,到明清时华北地区棉区才形成的事实来否定棉业对丝织业的影响,同时还强调明清时松江为棉织业中心,而嘉湖一带仍为丝织业中心,两者并不相悖。固然在棉花传入黄河流域之前,蚕桑业已趋衰落。但是棉织业的形成和发展,怎么说也不可能对蚕桑业没有影响。当然蚕桑业的衰落并不是棉织业产生直接促成的,但棉织业的发展影响丝织业的不能衰而复甦可以说是肯定的。王祯《农书》卷21《木棉序》云:且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虽曰南产,言其适用,则北方多寒,或茧纩不足而裘褐之费,此最省便。丘浚《大学衍义补》: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矣。《农政全书》卷31郭子章(明隆庆进士)《蚕论》: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多,取给于湖茧;而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予道湖、阆,女桑、姨桑,参差墙下,未尝不羡二郡女红之廑;而痛四远之惰也。这些充分说明当时浙江湖州、四川阆中、吴越,闽中之外地区蚕桑业的衰落,说得不一定全面,但这种事实是不能抹煞的。南方尚且如此,对棉花生长尤为有利的黄河流域更不必说,怎能说棉织业的发展与丝织业的衰落全无关系呢?犹如现代化纤织品的问世,无疑对棉布生产有巨大的冲击力,虽然织布厂并未全部倒闭,我们可不能说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范成大:《揽辔录》。
  ()楼钥:《北行日录》,《攻媿集》卷112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黄文在否定了上述两种看法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
  ()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安定,经济中心南移。文章列举了东汉以来北方频繁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批南徙,而南方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繁荣的史事,认为:两浙的确已成为经济中心,因此蚕业中心形成于两浙也是很自然的了。因为蚕桑生产需要一定的投资,人力充足,经济富裕,无疑是发展蚕桑的有利条件。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无法否认整个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对蚕桑事业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大气候,怎能说明蚕桑事业的具体变化呢?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原则上是对的,但说服力不够。如同一个人长期疲劳、营养不足,就可能生病,但为什么生甲病而不生乙病,那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黄文认为: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交通外贸的便利,极大地刺激了太湖地区的蚕丝。并指出自汉至唐丝绸外贸一直依靠陆上丝绸之路,唐后期吐蕃兴起占领河西,以后西夏立国,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外贸易转而以南方海路为主,故而刺激了南方的丝织业。我们认为这一条理由是能够成立的,可惜作者列举事例仅私人出海一条,远不足令人信服。其实这方面史料是很多的。例如写于9世纪至10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说:唐末黄巢将广州附近的桑树都砍光了,影响了育蚕事业,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作者对事件原因的分析恐怕是错的,因为广州在唐末并非丝绸的重要产地,但阿拉伯商人需要的丝绸是从广州海上运去的事实,却是可以肯定的。《真腊风土记》载,当时中国输往柬埔寨的货物中,以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九真里富(在今逻罗湾东北岸)“所用绯红罗绢、瓦器之类,皆本朝商舶到彼贸易。《岛夷志略》载真腊有建宁绵,加将门里(苏继庼以为今东非达累斯萨拉姆)苏杭五色缎,其他南海诸岛均记有绵、绢、缎,未注明出自何地,疑多从我国沿海各地运往。甘埋里(今伊朗霍尔木兹)也有苏杭五色缎。明张燮《东西洋考》大泥(北大年)有华人贩湖丝至彼处,再转卖给荷兰人。到了明清时代,江南丝绸市场之繁荣以及丝织品出口之盛况,更是史不绝书。清康熙中叶以来,丝成为次于茶的主要出口商品,乾隆年问每年从广州出口的湖丝约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载运四国。明清两代东南沿海大部分时间实行海禁,广州为唯一可以对外贸易的港口,故太湖流域蚕丝及丝织品均由此出口。上海开埠后,太湖流域丝货多由上海出口。湖州南浔镇有许多丝商长驻上海经营湖丝出口事业,一日贸易数万金。由于丝绸外贸可以带来的大量利润,对太湖流域蚕桑、丝织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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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4《老卒回易》。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黄文提出的第三条原因是自然条件的变迁更是蚕丝中心南移的重要内在原因,作者指出为什么北宋末年的战乱却使北方蚕业一败涂地,再也不能恢复起来了呢”?他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初(南宋时期),为我国历史上最冷时期,大寒年数骤增南方尚且如此,北方之寒更是可想而知由于气候寒冷影响了桑树的产量,影响到春蚕入眠和产量
  关于十三世纪南宋时代气候状况问题,近几年来有了新的进展,不少研究成果对竺可桢先生的部分观点作了修正。例如认为十三世纪我国处于一个温暖期,年平均气温较今上升1.4。不论这个看法,黄世瑞同志能否接受,即按竺老的看法,杭州在宋时候(12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2。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寒冷期,但辽西地区引进了桑树。可见桑树气温适应度是很宽的。而家蚕饲养的温度一直是由人为调节的,与生长在野外的植物不同。因此即便气温有1—2的差异,对黄河流域蚕桑事业不可能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这一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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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193010月第15期。
  民国《南浔镇志》卷31《农桑》。
  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十三世纪温暖期自然带的推移》,《复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5期。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我认为两宋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业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地区蚕桑技术的显著提高。不少学者撰专文指出南宋以后江南蚕桑技术有明显改进。楼涛《耕织图》就是反映南宋时期江南育蚕的全过程及缫丝织造的先进技术,其工艺之完善,设备之进步,说明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生产技术至此已基本定型,元明清三代并无大变。周匡明指出:众所周知,南北宋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时代,在蚕桑生产方面,南盛北衰的局面也已相当明显。所谓盛,不仅意味着宋代以来南方(江南)蚕茧产量多于北方,即在生产技术方面也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王祯《农书》卷20蚕桑门也记载到南北方不同的育蚕方法及工具,大多南方优于北方。如用蚕网抬蚕,比之手替,省力过倍,南蚕多用此法,北方蚕小时,亦以用之。如用以遍布桑叶的蚕杓此南方蚕法,北方箔簇颇大,臂指问有不能周遍,亦宜假此,以便其事,幸毋忽诸。又如蚕簇南方蚕簇止就屋内蚕架上布短,草簇之人既省力,蚕亦无损。又如蚕种北蚕多是三眠,南蚕俱是四眠,日见有老者,量分数减饲,候十蚕九老,方可人簇,值雨则坏茧。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蚕少易办,多则不任。北方蚕多露簇,率多损压壅阏。我们知道四眠蚕比三眠蚕体大、茧量多,丝质佳。但四眠蚕比三眠蚕难养且易得传染病,南方蚕农敢饲养四眠蚕,反映其技术之高。
  从宋代开始植桑业、育蚕业、缫丝和丝织业渐为分离,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例如明清时代南方出现了很多育蚕专业户,如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以日计,每日庸金四分。同时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以蚕桑、丝织事业为主的市镇。如苏州的震泽镇、盛泽镇,湖州的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的王店镇、王江泾镇,桐乡的濮院镇等等。农村中也涌现了大批蚕桑、织造的专业户。上文引到清乾隆《震泽县志》所载震泽镇的各村居民竞相以织造绫绸为业,并非个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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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丰:《<蚕织图>的版本及所见南宋蚕织技术》,《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方格簇的渊源考》,《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王祯:《农书》卷6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1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两宋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业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其衰落而一蹶不振,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宋元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衰落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
  一,初期是异族入侵时的人为坏破;
  二,后期是由于棉花种植业的形成和发展;
  三,西北丝绸之路的阻断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四,南方蚕桑、丝绸技术的提高,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的占领,使得黄河流域蚕桑业无法与之竞争,逐渐趋于衰落。

六、余  
  蚕桑事业是我国数千年来主要产业,它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它还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古代西方称我国为丝国,最早通过西方世界的交通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据季羡林先生研究,最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便输入了印度。这走的是川、滇、缅、印的西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也并非始于张骞,实际上在汉武帝前,中国已有零星丝绸传入西域一些地区。近年来在中亚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丝绸的遗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丝绸传人西方,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也起过一定的影响,起初安息(今伊朗高原北部)以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控制了中西丝绸贸易,安息用汉代的缯彩与大秦(罗马帝国)贸易,便阻止大秦与中国直接通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从海上来华,才得与中国通。大秦得到中国缣素后,又将丝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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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蒋致洁:《试论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落》,《兰州学刊》1989年第2期。
  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后汉书》卷88《西域传》。

  下再织成胡绫、绀纹,与安息等国交市于海上。宋代以后中国的丝绸产品遍及东南亚各国,代表了华夏文化向外的传播。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蚕桑业不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产业,作为一种物质文明其具有世界意义。当然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非本文和笔者所能做到的了。
  (原载《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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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通考》卷339

作者:邹逸麟